2023年4月27日，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四届博士生论坛在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储吉旺报告厅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8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2018级博士生陈锐钒：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和公司违规：基于董监高任职网络的分析
组织结构对组织行为和战略目标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遵循Blau（1994，p. 130）的定义，将组织结构概念化为“组织成员按照不同方式分布在正式职位之上的互动结构”。我们重点关注TMT成员之间的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s）和权力分配（power distribution），并提出了基于公司集团董监高任职网络（membership network）的新方法来分析组织结构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使用TMT网络结构（TMT network structure）来衡量组织结构，其定义是由TMT成员之间的策略互动和任职关系所产生的网络结构。我们用工商注册数据来识别公司集团内部的TMT成员任职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标准化指标“网络集中度”（network centralization）来衡量企业集团中“结构集中化”（structural centralization）的程度。结构集中化的程度直接反映了组织内部权力集中（power concentration）的程度。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权力集中如何影响公司违规行为进行定量分析。
在实证方法上，由于并非所有违规行为都被立即发现，公司违规样本存在部分可观测问题（partial observation problem）。因此，本文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来区分公司的实际违规概率和违规被发现概率（Wang et al.，2010；Wang，2013）。结果表明，当组织内权力集中的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公司集团实施违规的可能性会增加9.2%，同时，其违规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会降低7.8%。本文也使用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估计与基准结果一致。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结构集中化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实施违规需要多个成员的主动协调或被动默许（Granovetter，1985；Albrecht et al.，2015；Free and Murphy，2015）。违规施行者往往利用权力来胁迫招募他人参与违规。第二个渠道，违规施行者需要隐瞒违规信息，以免泄露给公众或被他人获取而举报。权力集中有助于将违规信息隐藏在施行者的内部圈子里，或封锁在企业的“主导联盟”中（Cyert and March，1963）。第三个渠道，结构集中化带来的权力集中可能会让掌权者主导话语权，使其他人无话可说或敢怒不敢言（speechless）（Tost et al.，2013），从而损害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尽管本文关注的是公司治理中结构集中化的负面影响，但并不代表权力的集中必然对团队表现带来恶化作用，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集中。
评审老师在问答环节指出，这篇文章利用公司董监高之间的交叉任职网络展现了公司组织内的微观结构，并对结构集中化带来的权力集中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扎实系统，内容丰富有趣。评审专家就网络构建、指标计算、实证方法、渠道机制、论文写作、政策含义等方面和陈锐钒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互动，并对文章潜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最后，评审老师围绕这篇文章所研究的话题提出了许多未来可行的研究展望。
2018级博士生苏品一：气候变化对福利脱钩的影响——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始终是人类福利增加的重要来源和关键驱动力。然而在现在，尽管经济仍在不断增长，但人类福利并没有继续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二者呈现脱钩的现象。没有福利增加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福利和经济增长脱钩问题愈发被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所关注。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一直是政策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旨在弥补气温变化如何影响福利脱钩以及其影响的地区异质性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首先测算了2006年至2017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真实进步指数，并为证实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之间存在的“阈值假说”和“相对阈值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进而，本文通过构造长度为6°C的气温区间变量识别了气温变化对福利脱钩的影响。研究发现：以6—12°C气温区间为基准，气温下降或上升均恶化了福利脱钩。其中，气温上升产生的负向影响持续统计显著但其影响效应呈现减弱趋势。并且，当气温位于18—24°C，24—30°C两个区间时，相较于落后城市，气温变化对发达城市福利脱钩的恶化程度明显大于其对落后城市的影响程度，体现出气温变化福利后果的“劫富”而非“亲贫”特征。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为经济增长和福利的脱钩理论及相对脱钩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支持，为证明真实进步指数相较于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而言对于福利衡量更具全面性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依据，进而对真实进步指数及福利脱钩研究领域进行了有效的扩充。第二，本文从福利脱钩这一视角切入评估了短期内气温变化的影响，是对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这一支研究文献的直接补充。第三，率先验证了发达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相对福利损失，不利于发达地区长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发达国家如何同时实现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本文为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来自福利脱钩的全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中国实现有效的气候变化治理与高质量的增进民生福祉共赢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评委老师就本文的研究问题选取、研究过程及相关结论等进行了评价与指导。在研究问题选取方面，评委老师指出选题应更贴合经济社会的实际问题，研究者应当思考如何将研究的结果与结论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以提供更多的政策启示。在研究过程方面，评委老师建议在文章中补充对于真实进步指数的相关论述从而为本文采用该指数衡量福利提供更扎实的合理性的依据。就研究结论而言，评委老师指出应进一步探究气温变化对福利脱钩的影响机制的分析。
2020级博士生罗轩媛：气温变化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来自中国支付宝电商消费支出的证据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以应对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状况，但受制于收入水平、能源可及性、城乡发展差异等因素，人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变化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战略要求，作为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商消费的发展和推动也被纳入到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中。研究气温变化对居民电商消费支出不平等的影响及其机制，将有助于加深对于中国目前“需求不足”现状的理解、为有的放矢地“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安排提供参考。文章使用某电商平台消费支出相关数据，对中国居民的电商消费支出、电商消费结构、分层次电商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刻画，并考察了气温变化对不同层次电商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和可能机制，探讨了气温变化对不同特征用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我国居民的生存型电商消费不平等显著低于发展型和享乐型电商消费不平等；二是气温变化会显著扩大生存型电商不平等，且居民的生存型电商消费支出差异受低温的影响更大；三是低温天气显著扩大了南方地区居民生存型和享乐型电商消费不平等，却对冬季有集中供暖的北方地区居民的电商消费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宏观层面应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措施能有效减缓生存型电商消费不平等；四是气温变化时，城镇化率的提升伴随着生存型电商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但城镇化的推进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可能有助于缓解发展型和享乐型电商消费不平等；五是女性群体，以及中等消费水平的群体，是电商消费的代表性群体；而其他非典型电商消费人群在应对高温天气时，在生存型和享乐型电商消费上的行为差异更大。
评审老师就所使用数据的样本代表性和该电商平台分层次消费的代表性进行了提问，并建议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数据代表性进行验证。在模型设定上，老师们指出了模型中某个控制变量的不妥之处。针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可能解释，各位老师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验证可能机制、寻找更多证据支持的办法，也指出了目前文章在机制方面的不足。
2018级博士生陆春华：碳试点政策、绿色创新和企业生产效率
自2013年我国启动地方碳试点以来，从宏观上看，我国地方碳试点政策有效推动了控排企业的减排工作，但是企业减排意味着其对原有生产模式、产品结构和产量控制等方面的调整改变，那么企业在完成控排目标的过程中，是否会以降低自身生产率或竞争力为代价？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论基础，传统的“遵循成本效应”认为，在企业生产管理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治理污染投入增加挤占了企业其他正常研发投入，侵蚀了企业的生产性资源，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降低。而“波特假说”则认为，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压力时，将自觉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种正向“创新补偿效应”将部分甚至是完全抵消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那么我国地方碳试点政策在推动企业减排的同时，在微观层面是以降低企业生产率为代价来换取环境质量的改善，还是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收获了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双赢结果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可以很大程度在企业层面反映我国碳试点政策的环境经济绩效，对评估现有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促进碳交易政策的继续修订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陆春华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碳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但政策效应发挥有一到两年的滞后期。在基于创新动机将企业创新区分为“实质性”和“策略性”两种创新类型后，发现碳试点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仅有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碳试点政策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效果更为显著，但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方面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此外企业受到的政府补贴越多，其绿色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碳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未被纳入碳市场的企业存在政策溢出效应，但政策作用效果远弱于被纳入碳市场的企业；对于非试点地区，尚未发现碳试点政策造成了“污染天堂”效应。陆春华亦考察了碳试点政策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发现碳试点政策能够促使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及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通过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促进了资源优化再配置。
报告过程中，评委老师与陆春华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陈仪老师、付明卫老师分别就机制分析和稳健性分析部分的方法选用提出了改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