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六届博士生论坛在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305会议室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7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2020级博士生林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的分析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环境多目标治理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要求。在协同治理中，作为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应纳入其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要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首先需要清楚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土地利用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最主要因素，据此，本文使用LC-IMPACT模型首次核算了中国地级市层面土地利用中土地占用部分的生物多样性足迹（BF），即土地占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通过计量模型探究了土地占用BF与其他污染物的协同关系，最后基于此对未来BF的走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6~2021年，大部分地级市土地占用总体BF增加，减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农田BF整体上随纬度分布呈现出南北增加而中间地区减少的特点。林地BF则呈现出西北增加而东南减少的特点。各地级市草地BF普遍减少，而城镇BF则普遍增加。从实证分析可知，仅有农田BF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城镇BF与经济增长呈正U型关系。在污染物与BF的协同方面，SO2与总体BF、农田BF、城镇BF形成了较好的同向协同关系，PM2.5与总体BF没有形成协同关系，与农田BF为正向协同关系，与林地BF和草地BF为反向协同关系，而CO2则未与任何BF形成协同关系。据预测，2020~2050年，只有农田BF将会下降，经济增长将作为主要驱动力促进除农田外的各类BF的增长。SO2与BF的同向协同作用将在SO2的不断减排中助力BF减少，然而SO2减排至不能再降低时将不再能为BF减少做出贡献。由于未来政策治理下PM2.5浓度将会下降，其与BF的反向协同作用将会推动BF的增加。基于研究，文章指出生物多样性足迹的核算拥有较大研究空间和应用空间。在未来发展中，应注意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注意各负外部性的协同治理，以免顾此失彼。
与会老师与林杰从BF的概念、核算范围、核算使用数据等方面探讨了足迹核算的科学性，并基于BF的含义，进一步讨论了实证回归中各类变量与BF的系数关系。此外，老师们提出了增加VIF检验、增加对土地面积影响因素的回归检验等指导建议。
2020级博士生李沛歆：Does Tertiary Educational Credential Mend Gender Income Chasm?
尽管诸多数据和文献都支持，男性和女性受教育水平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人力资本水平已经几乎没有差别，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劳动时长等方面仍存在差异。本文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家庭社会经济优势（socio-economic status，SES）和个人能力差异如何决定个体的生产力水平决策，家庭结构、地区经济差异等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劳动力供给和收入水平，并利用1998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生产力水平提升对各群体劳动供给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首先参考Murphy和Topel (2016)的方法，对个体的生产力水平决策进行刻画。考虑到个体在选择自身学历水平时，往往需要参考自身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判断不同学历情形下的预期投入和收入回报，故文章将个体自身能力视为外生随机给定，而将家庭社会经济条件（或“家庭教育”）视为跨期变量，二者共同决定了个体在获取各级学历时所需投入。个体则将进行预期投入和收入的权衡，从而在有限的学历可选项中决出最优，作为自身学历。接下来，本文参考Aiyagari（1994）构建一个包含个体生产力水平、家庭禀赋、家庭结构异质性的递归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均衡状态下的全社会的收入分布情况，从而解释不同学历、所在地区及性别和婚姻状态下的个体的收入差距。特别地，文章结合Blundell（2007）、Blau和Kahn（2007）等实证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赋予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从而在理论模型中揭示在相同生产力水平情形下家庭之间的劳动供给时长和劳动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类似1998年政策的生产力冲击对个体生产力水平决策、劳动供给时长和收入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解释该政策为何尤其能够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
此后，参考Huang等（2020）的识别方法，文章将采用2012、2013、2015、2017、2018和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1999年（即1998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年份）为断点，构建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模型，实证研究正向生产力冲击影响劳动收入的程度和机制。文章先对比1999年之前和之后参加高考的潜在群体，测定该政策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程度，再估计对真实和感知收入水平的提升水平，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后，文章还从匹配全职岗位概率提升和匹配专业性工作概率提升三个角度解释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收入提升的作用机制。
在描述性统计部分，刘政文老师建议可以按照CGSS访问年份、地区分别统计收入分布和收入差距。在理论模型部分，张鹏飞老师建议可以拓展生产者问题，构建存在职业匹配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在实证回归部分，周邵杰老师建议检验不受政策影响的高中及以下群体是否不受政策的影响，陈占明老师认为应当根据受访者就业行业和职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排除国企改制对收入的影响，潘聿航老师建议应当引入就业年限作为控制变量，童航老师建议引入高考扩招的统计数据，在模型中反映高考扩招在各省的实施强度，以便进一步测定扩招力度对个体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庄晨老师建议应当加入民族、地区、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以便排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还可以考虑使用双重差分法。
2020级博士生罗轩媛：线上消费助力适应气温变化
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积极抵御气候风险、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成为全球共识。而线上消费的兴起，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各式商品，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多样性消费需求。本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人们在应对气温变化时的适应性行为特征，明晰线上消费在改善人们生活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文章基于201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电商平台线上消费支出数据，实证研究了气温变化时人们线上消费行为的策略性调整。本文研究发现：低温天气时线上消费收紧，与个体生存率相关的必选消费支出占比上升，人们倾向于减少出行、增加室内活动；高温天气时线上消费总支出无显著变动，必选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消费多样性上升，人们通过多样化配置可选消费，同时实现了高温天气下优化室内、室外活动体验的需求；对比气温变化对常规线下消费的抑制作用（Lai等，2022），线上消费改善了人们适应气温变化的能力；气温变化时人们在衣着类消费上支出的显著降低提示我们，线上消费的经济性、便捷性和多样性可能刺激了很多非必要的消费需求；线上消费尤其助力了寒冷气候区、低城镇化地区的人们以及女性消费者的气温变化适应能力的提升，而低收入者、青少年和老年人在适应高温天气方面的投入可能存在不足。结合实证结果和分析，文章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释放线上消费潜能；第二，畅通线上消费渠道，促进供需高效匹配；第三，提倡科学的消费观念，警惕“杰文斯悖论”的发生。
与会老师们首先就本研究与Lai等（2022）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文章的区别展开了提问，并建议在文章中添加与Lai等（2022）文章的对比，同时可以借鉴该文章以添加预测模拟部分。老师们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文章的研究结果与文章标题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规范研究范围，鉴于文章使用的仅为淘宝、天猫平台发生的线上消费，建议将“线上消费”改为“电商消费”。此外，老师们还针对文章的模型设定、机制讨论和数据存在的缺陷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