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他治学严谨，严于律已，德高望重，世人皆称之。我在接受他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深有感受和体会。这里记述二三事，让大家分享这种感受和体会。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当时是怎么“论”的，五十年了，的确记不清楚了。但他指导我的过程，半个世纪以来，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第一步，他给我一份参考（阅读）书目。这个论文题，是一个古典的问题，涉及的资料，既广且多。如果让我自己搜集资料，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真会“抓瞎”。他给我划定一个范围，既省去了盲目性的困扰，又让我学到如何搜集资料。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读书与汇报，谈心得体会。
给我一份书目，自然是要按照指定的范围去研读经典著作。作论文的时间只有四个星期。规定前三周，每周作二次汇报，谈读书心得。他在听汇报的时候，并不会像上课那样，将所包含的全部知识传授给你，他只听听。对于你领会得当的，表示首肯；对于你的“创见”，或歪或正的想法，他不会全盘肯定和否定，只是从相反的方向给你提出思考的问题，是否应当坚持；对于你尚未领会、明确的地方，也只是暗示有个黑暗的角落，而不会挑灯照明那个地方。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像牵引小孩子走路一样，让他独立行走，自己滚爬。
57级北大经济系毕业合影，前排左二赵靖，左五侯仁之，左六陈岱孙，左八周炳琳，左十樊弘，右三厉以宁。
第三步，撰写论文和答辩。
这是作毕业论文的冲刺阶段。
首先，必须写一篇“论文写作提纲”。这是属于论文写作计划、内容要点、体系结构思考性的一种叙述和说明。之后，才正式进入写作的过程。提纲和初稿写成后，都必须送给他审阅，听取指导意见。陈岱孙先生在这一阶段上进行的指导，仍然坚持在第二阶段上那样，是原则性的、启发式的引导，从不作具体的指手划脚的刻板式的指导。他审阅写作提纲的时候，只注重你搭建的平台若何，结构体系能否反映你的认识和论题应该包含的内容；他在审阅论文初稿的时候，重点注意你的表达能力，是否能够充分将提纲中的意境完全表达出来。修改完成后，论文写作才算告终。
论文“答辩”，与论文写作过程本身并没直接的关切。因为论文已经作完了。它主要是对学生论文的评价和成绩的肯定。1962年，大学生毕业生作论文（有的学校还没有作），是“反右”间隔五年以后第一次。学习前苏联经验，答辩又称为“国家考试”。顾名思义“国家考试”自然是很隆重的。一是因为“试点”，只让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参与（全班5人）。这使其他的同学失去了“国家考试”的机会。二是在考场门外竖立着“国家考试考场”的大标牌；场内桌子的正上方和左右两厢，坐着以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为首的一批名老教授。我进考场一看“阵势”，心里自然一惊，有些胆怯。为了稳定情绪，我只好正胸、抬头、望着窗外，鼓足自己的勇气。教授们坐在正上方，靠近窗前；我坐在下方，正对窗外。答辩开始的时候，先是陈岱孙先生概要介绍我的论文内容及认识的理解程度，并阐释他的意见。接着由出席答辩会的教授们提问，我作口头回答。在答辩会之前，论文已印送各位在座教授审阅。他们围绕论文，提出正反两方面的有关问题，让我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考查我对论文内容掌握的程度和深化，而不会漫无边际的发问与作难。这和现在某些招考和招聘的面试不同。那是考查知识面，可以随意发问。答辩是专题性的，就不应当泛泛提问。
57级北大经济系同学在十三陵留影
在陈岱孙先生亲切、热心、认真的指导与关怀下，经过“国家考试”，虽然取得了“五分”的成绩，但我不以此为荣和骄傲。我感觉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有幸获得陈岱孙先生的亲自指导。使我学到了撰写论文的全过程，取得了经验，一生受用。这正是学校规定写毕业论文的初衷。
回忆陈岱孙先生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全过程，自然地使我想起现在部分教师指导学生作论文的事。将二者比较起来，陈岱孙先生的指导方法和工作态度堪称典范。从平面媒体和故交的交谈中，得知有的导师说他是“手把手地”指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修改。以表示自己工作负责和认真。但这究竟是负责？还是一种错误作法？这种论文究竟算是导师自己的，还是学生的？难道不应过问？无怪一些时候以来，硕士研究生发表文章，导师要签署为“第一作者”。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丑恶”之风。过去有许多师生矛盾，就是这样造成的。学生不服，不尊重老师，那是自然的。旁观者的评价，也会同情学生，这样的导师不值得尊重。学生如果发挥作用大，就应当让学生署“第一作者”。因为导师不需要用学生的论文来署名，表示自己的成果。如果到了导师需要依靠学生的论文来署名的地步，那就是可悲的一件事。导师应有自知之明。有的导师为了表示自己指导研究生的成绩特佳，说某某研究生一个月内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人在报刊上真这样说。你说得越是认真，别人就在暗地哈哈大笑。不当面戳你，是为了给你保全面子。一个月发那么多，抄还来不及。那是大字报，还是什么“论文”呢？现在少数学生抄袭成风，与导师心中无数、指导不严有关，否则定能发现。如果是“放马南山”，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害无益的。我觉得，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根本不曾想起“抄袭”的事来。因为二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抄袭和剽窃的故事，曾经被当作课堂上的笑柄。它深深教育我们，不能作那样的丑事、傻事。人认识到了，就不会做了。
北大经济系57级同学在农村考察
北大经济系57级学生活动
我还深深记着一件极为尴尬的事，去陈岱孙先生家汇报迟到。北京大学当时发展快，教室少，采取文理科两部制上课；文科一般晚两节课时上，即到上午10时才上第一节课。和这种上课时间错开相对应，学生食堂开餐也分两部制。中午餐11点开第一次，一般为理科学生用餐时间；第二次开餐是中午1点，是文科学生四节课后用餐时间。实际上，中午10点40分就开餐了，延长至2点。约定向陈岱孙先生汇报的时间，每次是上午11点至12点。这样，每次12点钟时去食堂吃饭，就只有“残渣余孽”在等着我了。为了方便吃饭，第三次汇报前，我就赶上10点40分去吃饭（那时北大学生食堂就是食堂制），买了饭菜就走，一边走一边吃。从“临湖轩”下到“未名湖”南沿的时候，隔湖相望，看到陈岱孙先生已经开门出来在那张望，等我了。陈岱孙先生那时住在“未名湖”西北角“才斋”旁边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平时一般是关着大门的。前两次去得早几分钟，门刚打开，让我进去。这次我迟到三分钟，他就开门等我了。这既使我感到尴尬，又感到懊恼和忏悔。陈岱孙先生这种严格精神，让我终生不忘，鼓舞着我一生照样去做。
他真不愧为一代宗师！
2012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