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年研究生毕业，来到北大经济系（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工作，至今已经50多年。现在虽然退休在家，我还时刻关心北大的发展，关注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的进步。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北大老一辈学者严谨亲和的作风，使我受益良多；比大学子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敢担当的精神，对我感触很深；北大兼容并包、自山民主的传统，对我影响深远。在北大这块沃土上，我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获得了一些教学感悟。
秉承师德风范，遵循治学之道
北大人才荟萃，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对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樊弘教授等十分钦佩。他们不仅治学严谨，学问深厚，其人格魅力也让我佩服。记得来北大工作报到时，陈岱孙教授时任经济系主任。当时，学校还未开学，我就冒昧地到陈教授家拜访。虽然事先并未与陈教授联系，也不认识，但他听说我是经济系新来的教员，对我十分热情，详细询问我的学历专业、学习情况和研究兴趣。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告辞时，教授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看着我骑上自行车，并向我鞠了一躬，才返身进家门。陈老师当时约60岁，在中国经济学界威望很高，而我当时还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陈老师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这么多年来，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有一天，如果自己也变成老专家、老教授，会怎样对待年轻一辈？我时常提醒自己，老师对年轻人的态度会影响年轻人一辈子。这么多年以来，我秉承师德风范，每当学生或学术界年轻朋友第一次来我家，我总是亲自送他们出门，并跟学生告别后才回家。我认为，教师不仅是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是用自己的品格、精神去教化学生和塑造学生的心灵。
樊弘先生
“文革”期间，有一次我与陈岱老编在一组，整理和校对《马恩列斯语录》。陈老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个标点，一个符号，都认真核对。那时期马恩列斯的著作和版本很多，字体各异，标准也不统一。他除了对正文认真校对，做到准确无误外，还对异体字和引文出处也反复校对，统一规格。全部语录分类校对完毕后，他通读通校。之前我们以为经过几遍校对，不会有错误，但经陈老仔细通读通校，还是挑出不少不规范或者错漏的地方。陈老的严谨态度，使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学者深受教益。
萧灼基教授和陈岱孙教授握手，中为晏智杰教授（1992年）
跨越传统樊篱，关注改革实践
北大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民主和科学的优良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大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能够赶上这个思想解放的学术春天，感到十分幸运。北大学术上宽容、宽松的环境，为我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亲历了那场“大转折”，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重新认识。而我本人有幸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多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能够置身其中，倍感振奋。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研究经济学必须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之初，我就思考了不少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较敏感，较独特的观点。1980年2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教育也是生产部门》的论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赞同我的观点，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教授反对我的观点，并公开著文对我点名批评。受到一位权威经济学家的点名批评，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非同小可，不少人为我担忧。1981年9月，在大连市举行的全国经团联成立大会上，有的同志为我鸣不平，认为大经济学家不应对我这个无名之辈点名批评，因为这将使我遭受很大压力。孙冶方教授听到这种议论，也感到不安，会议期间曾见我说“原来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是位老学者”，并十分善意地问我会不会由于他的文章受到批评，会不会有思想压力？我明确告诉孙冶方教授，“我在北大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在学术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具有科学、民主精神的北大是不会对发表创新见解的同志施加压力的。”孙冶方教授听了非常高兴，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当时孙冶方教授的音容笑貌至今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81年11月，我在《北大学报》发表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一文。我运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借贷资本两权分离的理论”思想，首先提出并论证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这一思想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当时是十分敏感大胆的见解。论文初稿曾送请赵靖教授审阅指正，赵靖教授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写了一个便函给予肯定和鼓励。论文由《光明日报》以文摘的形式转载后，立即引起了社会上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那时一个权威内部刊物以《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动向》为题发表论文的摘要。社会上传说某位权威人士点名批评了论文的观点，不少好心的朋友对我十分关切。
当时，我也感到有此压力。为此，我找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石世奇教授，向他谈了论文的要点和社会上的一些议沦。石世奇教授明确地说，“发表新的学术观点是正常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对这此观点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因此，不应存在顾虑，不应有任何压力，要敢于继续探索，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和进步。”石世奇教授的鼓励，对我来说犹如一股春风即刻吹散心中的忧虑，使我打消了了顾虑。后来这篇论文的观点被实践证明是站得住的。为此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首届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金三角奖”等多项奖励。
正是由于北大有着比较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才使得我能够在敏感问题上大胆探索。在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了许多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前沿问题。1989年我发表《商品经济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的观点；1991年发表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特征、功能作出详尽的描述和诠释；1989年，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发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面临许多共同经济社会问题，应借鉴资本主义有益经验的主张；1992年，发表《以社会上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总目标》一文，批判社会上流行的“恐商病”、“恐市病”、“恐资病”等，对一市场经济作出深刻理论概括。
此后，为了系统地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沦，我于1996年倡导并成立了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在向市场经济不断进发的理论前沿，向着一个比一个新鲜的领域突进。在推动证券市场发展中，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提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我对金融证券市场作深刻解析，主编了500余万字的《中国证券全书》，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证券市场最全面系统的工具书，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从1994年起每年主编《经济分析与展望》、《金融市场分析与展望》金皮书，出版了《谈股论金》、《纵论股金》等系列著作，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我十分关注股市发展，关心股民利益，经常提醒股民“股市有波动，投资有风险，选股要谨慎，持股要耐心”。
萧灼基教授在经院大楼奠基典礼上（2007年）
1994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政协担任副主席，1998年起我担任全国协委员，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全国政协工作十年，通过基层调研，政协提案，大会发言形式，为我研究思考前沿问题和国是建言提供了很好的舞台。1999年当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金融安全担忧时，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确保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的若干建议》，明确提出“发展是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的观点。2003年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我做大会发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出取消农业税，免去农村义务教育书本费，提高农村扶贫和救济标准等建议措施。2006年两会发言《“少取”成绩显著，“多予”要加力度》，为新农村建设献策，认为农民为改革开放所做的贞献，所受的损失，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多予不是恩赐，是“利益回归”。此外，还做了关于“西部开发”、“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等共七次大会发言。
信仰马克思主义，做马克思主义者
1953年，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年，我中学毕业，怀着参加祖国建设的满腔热情，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这是当时开设计划经济专业的唯一一所高校。大学期间品学兼优，大三就被保送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苏星教授、张朝尊教授以及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史权威卡拉达耶夫教授。在研究生班，先是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专业，由苏联专家授课，后来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又转到马列研究班政治经济学专业。
这段时期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1956年，学术界有两件大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二是德国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再版。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那时候我就立下了两个宏愿。第一个是，我要通读马恩全集；第二个是，我自己要写《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之后工作无论多么繁忙，都始终努力实现这两个心愿。
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年来，不管客观环境多么困难，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始终没中断，对马克思的信仰始终不渝。即使“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贬损，都没有动摇我对马克思社义的崇敬和研究。
十年动乱期间，我和大多数教授一样，没有逃过这一场劫难。被关了十几个月，受审四个月。最难过的莫过于没有书读，没人交流。有一次，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你们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仿佛瞬间看到了读书的机会和希望，可以如愿以偿地实现读书的愿望了，随即向看管我的人提出了读马列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于是，每当起床号一响，我便立即起床，抓紧时间看书。用这一年多宝贵的时间，认真研读了已出版的马恩全集。
在工作之余，我还读了大量的其他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欧洲历史、欧洲哲学史，还有很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名著。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傅里叶和圣西门的选集等，并做了两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正是有了这些积累，再加上学术环境的逐步宽松，1981年，我出版了25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人物》；两年后，又出版了25万字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再过两年，43万字的《恩格斯传》出版。本打一算早日出版《马克思传》，却一直拖了十几年。个中缘由，除了平时要搞教学带研究生外，还要研究许多课题，到各地调研考察，参加社会活动；更重要的是要投身于一项在我国具有迫切实践需要和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市场经济研究。
我总是想，资料要研究得多一点，问题想得深一点，把《马克思传》写得好一点。几十年来，一直希望在《马克思传》定稿之前，能够到马克思的故乡，到他生活和工作过的池方进行考察。1998年4月份，终于成行。10天的时间，沿着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足迹，跑了8个国家。比如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马克思所读的波恩大学，马克思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科伦，马克思完成《共产党宣言》的布鲁塞尔，马克思经常工作的伦敦大英博物馆，马克思墓地等。这10天的考察对写好《马克思传》积累了大量资料，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50多年来，我一直“目标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努力完成这项任务。终于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马克思传》出版了，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也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我终于实现了“一个人独立完成两位革命导师的单独个人学术传记”这一愿望，感到莫大的欣慰。
纪念马克思，就要学习马克思。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从他的生平业绩和伟大品格中吸收智慧和力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言道出了哲学的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所取得的成绩，恰恰是在较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来的一些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能够明确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
至于改革的初期，一些人从对马克思的盲目崇拜转到有意贬低，是极其轻率和极端错误的。这一切都没有也丝毫不能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使我愈加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旺盛的活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经过50多年的潜心研究和30多年的孜孜实践，使我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
最富有的职业，最幸福的人生
燕园拥有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环境，也洋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这里，我找到了学术研究与经世济民的最佳结合点。由以由于十年动乱，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空白期。当改革春风吹进北大校园时，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也结束了我20年的助教历史。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只在短短6年间，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批博十生导师，成为当时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那时，我决心为国家培养20个博士，在就要实现当初定下的指标时，又给自己加了码，要培养30名博士。如今己经远远超出了计划，再加上培养的一批批本科生，指导的硕士生、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博士后，到底教育和培养了多少学生，自己也很难计算清楚。他们有的己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在党政军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已成为事业有成的金融家、企业家等。我时常说，我是最富有的，因为我拥有最富有的职业，我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只有选择为人类服务的职业，只有为人类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才是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曾有人劝我，教书太累，退休后，好好享享清福吧。我则笑着说，“教书对我而言，不仅仅只是我的谋生工作，也是我的乐生要素。”教书育人是我无悔的选择，是生活和工作的目标。我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因此，我也是最幸福的人，拥有个幸福的人生。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高徒才会有名师
北大不仅是学知识、学做事的地方，主要是学做人的地方。北大的价值不仅在于智力与学术，而且是人文精神与大师风范的“统一场”，造就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学子。人大宋涛老师说的“应该欢迎学生超过自己”，我印象特别深刻，恩师的耳提面命，至今念念不忘。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生超过老师，社会才会进步，历史才会进步。
我认为，北大要培养“大家”，即人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大企业家等。在学生入学之初，我就要求师生平等讨论，学生要敢于超越老师；在课堂上不做空洞的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学位论文要求严格，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我对一学生提倡“真理无国界，科学无禁区，探索无止境，争鸣无尊卑”，这也是我坚持的学术思想和准则。几十年来指导的学生不但在理论有所创新，而且在实践中继续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如早期的几届学生，高佩义博士“城市化三定律”、刘伟博士的“国有经济独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论”、杜辉博士的“经济周期波动论”、莫扶民博士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论”、陈云贤博士的“风险与收益对应论”、孙祁祥博士的“风险约束最佳宏观控制假说”、刘文通博士的“公司兼并收购论”，等等，均有重大创新，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也为后续学生做出了榜样。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我十分高兴。
燕园向来是龙翔凤翥之地，更兼“名师出高徒”，但我更偏好于“高徒出名师”。学生是教师的“产品”，教师是学生的“厂家”。如果产品质量不高，不是名牌，厂家就不可能是名厂。如果学生质量不高，教师怎么能成为名师呢？所以高徒未有，名师何来？由于教师培养的学生素质高，对社会贡献大，才能成为名师。
理论联系实际，当“土鳖”饲养员
早期我在教室上课，后来讲课和指导学生常在家中，边授课，边喝茶，边讨论，被学生笑称为“私塾”。在社会上，相比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国内培养的博士也被称为“土博士”。我强调学生要联系实际，关注国情，对曾经一度流行的“海龟（归）上岸，土鳖（博）滚蛋”的说法不敢苟同。我认为“海龟不一定能完全或尽快融入中国的实际，而“土鳖”恰好相反。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土鳖”饲养员，而且培养出来的“土鳖”也不错。这些年培养的学生年龄最大的现已退休，最小的仅有20多岁。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人才，但却个个身手不凡，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海归”被大家看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事实上，本地的和尚里面，可能也有许多是能念好经的。不同的岗位需要的人才不同，并不是只要学历高就好，也不是留过学的就一定好，关键是要看效果。
但在学生毕业时，我也总是倡导学生到国外学习进修，开阔眼界。在他们奔赴工作岗位时，我通常赠予四句话：“从政为官要清廉，下海经商要守法，科学研究要创新，待人做事要真诚”，以激励他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优秀人才。
有是非之辩，无名利之争
在学术研究问题上，观点可以商榷，解放思想却不容置疑。在师生之间，我提倡平等交流，惟真理是从，在理论界也是如此。因为学术上的争论，被一些人误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曾亲题条幅赠与我，“有是非之辩，无名利之争”。我答董老:“有是非之辩，坚持真理，理论创新；无名利之争，淡薄人生，爱学生、爱朋友、爱亲人。”我从来不服老，时刻保持年轻的心理。在学术界，我也有很多年轻朋友，我常常和他们打成一片，把握现实，紧跟和超越时代，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探索。这些中青年经济学家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想，在学术研讨中对一我很有启发，从他们身上我获得了很多新知识。如今，他们已经是当代中国经济界的主力军，真是后生可畏！
永远的选择，永恒的情缘
回首50年来的教学生涯，感慨万千。我一生执着热爱教育事业和理论研究，却意犹未尽，对师长、对学生亦是情缘末了。我这辈子总结起来就是“三书主义”：读书、教书、写书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我的座右铭。我通过一生的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好！我常认为，“我做不了政府官员，比起协调人际关系，我能更好地协调书本与文字的关系；我也做不了企业家，比起管理企业生产优质的产品，我更适合做培养优秀学生、优秀人才的工作。”如果再有选择职业的机会，我还要做一名人民教师，我还是“三书主义”。
2012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