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军
（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经济学系）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有识之士怀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强国梦想，并为此孜孜以求，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和智慧。1848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梦想被打破，开始意识到自身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差距。为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依次进行了洋务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和探索。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终于可以以一个完整独立、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主权国家的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也逐步解脱了大规模战争造成的伤害。上述历史进程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不同政治力量都在为中国的发展寻找适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为中华民族寻找国富民强的道路。依附于满清政权的洋务运动和模仿参照西方政治体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多种历史因素以失败而告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历史与中国多数国民的选择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个历史进程，一定程度上暗合（或印证）了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在充分研究世界各国制度变迁历史后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旨在说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制度具备多样性的特点，任何制度想要有效运转，必须具备其特有的本土特色。根据这一理论，不仅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的制度设计，如果想要良性运转的话，同样也没有“统一模式”，而是需要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就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1949到2014的65年间，可以大致划分为1949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到2014的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模仿苏联经济体制，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计划经济体质总体上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帮助中国快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现。按照周其仁（2014）的观点，计划经济就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公司，它的运行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因此有必要引入合适的市场经济要素，来帮助协调资源分配，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通过适当引入市场经济要素促进经济繁荣。改革开放36年为中国带来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这种改革的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说，是遵循“实践出真知”原则，试探性地“摸着石头过河”：它首先探索性地建立以制度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特区，再逐步发展建立产业集聚区、高新园区，进而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带动全国经济发展。这种“制度创新试点—实践验证反馈—大范围推广普及”的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在三十余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整体回顾36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缺乏必要的转型经济改革理论支撑，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如上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及由此诱发的以1989年“学潮”为代表的政治动荡；1998年受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等），但这些问题和矛盾总体上都被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所掩盖。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原有依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再奏效，传统“廉价劳动力+后发优势+政府投资带动”的改革思路面临巨大挑战。具体表现为：国外需求减少、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导向带动增长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出扩大内需以带动消费、保持经济增长的策略。然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迅速奏效。与此同时，众多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居民医保社保、要素配给错位等问题集中爆发，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增长明显放缓。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思路。吴敬琏（2012）、李强（2012）等学者指出，改革使得既得利益者不愿打破现有格局，进而导致改革进程放缓。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就源于要素资源优势，下一步增长的源泉，需要通过提高科技进步水平，带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其根源在于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举例而言，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中心（珠三角、长三角等）在发展之初并不具备资源优势，其优势主要在于享有制度优势（以经济特区为代表）。“先试先行”使得这些地区赢得发展先机，从而不断聚集优势要素资源。这种“先试先行”，正是造成我国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如果将制度视为要素资源，那么改革中的各类经济特区在一开始就被分配了这样的优质资源，因此具备先发优势。在此意义下，当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恰恰是获得了制度优势的区域型经济中心。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规划，在制度试点铺开后，许多地方单纯模仿优势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严重的经济重复建设和内部竞争损耗。因此，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制度的统一设计，提取各地优势经济发展制度的共性特征，再进行全面统一的推广，避免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施政主张，强调顶层设计、强调“治标”与“治本”同行（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体思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学界普遍认为此次改革的深度、力度、广度可以与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两点尤其引起笔者关注：一是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二是确立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两点，实际上都暗合中国改革下一步制度设计的需要。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目的在于使各项经济改革制度快速高效执行，避免既得利益者的阻拦。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表明中国决策层已经把握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意识到下一步应该发挥市场经济的何种功能。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资源配置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资源的跨部门配置，实现途径是各类产品市场；第二种是资源的跨期配置，实现途径是资本市场；第三种是资源的跨状态配置，实现途径是保险市场。现实的经济，是以上三种配置的相互结合。如果说，中国已经走过的36年改革开放历程，最显著的特征是充分发挥资源的跨部门配置，将要素资源通过产品市场配置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点，就应当是发挥资源配置的后两种功能：跨期配置和跨状态配置。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中，资源的跨状态配置只有在稳态经济中才能较好实现，并不适合转型期的经济体；转型期经济体资源跨状态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国下一步改革就必须充分发挥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实现资源的跨期自由配置，进而快速提高经济增长。这样的路径选择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当注意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同时，进行全国性统一制度设计，让各地根据各自情况进行制度再设计，进而形成富有特色、全面发展的金融市场新格局。
本文同时认为，对于许多学者已有论及的“发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在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中国推动技术进步的国家政策层面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863计划”），但至今仍未形成普遍的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以往各类政策支持往往仅从技术进步的“产品供给”的角度考虑，采取政府出资支持的模式予以扶持，但对技术进步的“产品需求”方面，则考虑较少。这种模式既不可持续，又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生产的内在推动力在于旺盛的市场需求，缺乏市场需求的产品，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这种原理对于“技术”同样适用。笔者认为，除了短时间内无法直接转化为产品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如数学、理论物理等）外，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支持，不妨从构建技术产品需求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以此刺激科研技术机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加速提升技术进步。这种全新模式，既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又可以直接推动新技术面向应用市场，更好发挥其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