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末至今，国际油价呈现近年罕见的单边下跌走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从100美元高位断崖式下跌至不到50美元。这样一种下跌幅度，不亚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面对原油价格的这种大幅波动，有研究机构尝试从传统影响石油价格的地缘政治角度来进行解读，认为俄乌战争是这次油价下跌的直接导火索，是西方国家为了制造俄罗斯财政危机而主导了这次的油价下跌。但很快人们发现，此次油价下跌，美国也绝非完全受益，其近年来依靠技术突破率先崛起而成为其能源工业新支撑的页岩气产业，就有可能在此次油价下跌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沙特，认为这次油价下跌的直接原因是以沙特为首的常规石油势力为了打压美国非常规油气产业。
而从现代金融战争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其结论也同样丰富多彩，由于美国领先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复苏，强势美元符合美国未来中长期战略需要，而与美元存在长期的跷跷板效应的大宗商品价格无疑成为强势美元下的牺牲品，无论是强势美元还是更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对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战略无疑构成长期利好。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现代金融战争角度，都能部分地解释此次原油价格下跌，但并未从根本上对影响原油价格的供需因素进行分析。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的市场化程度相当高，尤其是美国从原油进口大国变成石油资源大国后，国际原油供应更加多元化，国际油价已并非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组织可以长期左右。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此次油价下跌更大程度上是市场价格对技术变革引导的国际能源供需再平衡的一种滞后反应。
首先，从供应上来看，美国率先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上的技术突破首次为人类打开了使用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门，是人类能源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对美国的能源格局甚至全球能源供给产生了长期的越来越明显的影响，2007年至今，美国的页岩气供应呈现井喷式增长，2013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了3025亿立方米的创纪录水平，按热值折算，可替代原油约2.8亿吨，约占美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2.75%。
从需求上来看，欧盟、日本等几个主要经济体都持续低迷，中国等金砖国家经济增速也出现下滑，不支持能源需求增速的进一步走高。作为原油的主要需求领域，全球道路交通领域近年能源利用效率快速提高，如美国新车百公里油耗水平2014年10月已降至9.19L，这一数值在2012年为9.88L，根据美国最新的燃油能耗标准，新车百公里油耗水平到2016年将降至6.6L/100公里，随着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使用，这一数值还将大幅下降。
从上述供需分析来看，当前的石油价格波动是技术创新驱动下的国际能源供需再平衡过程，是对以往扭曲的价格的一种市场修正。长期而言，人类化石能源紧张极有可能成为历史，国际原油价格将有望长期维持在当前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水平上。美元指数同期的上涨，无非是压垮原油价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点从原油价格相对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可以看出。
在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化改革深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四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如按油价每桶50美元计算，我国每年节约原油进口成本将超过2000亿美元，因油价下跌带来的GDP增长将达到0.5个百分点，这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但另一方面，油价的下跌也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如原油价格的持续低迷甚至进一步下降将加剧我国通缩压力，同时还将对我国长期以来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带来不利影响。众所周知，新能源开发利用本身不确定性高，其收益与原油价格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而我国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煤制油等产业中，沉淀了高达数十万亿的投资，原油价格的下滑将影响到上述行业的生存空间，甚至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与环境改善等诸多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供需结构逆转下油价低迷的长期性，适时对以往高油价预期下制定的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进行调整。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应该重视能源价格的金融属性，做好能源价格波动对金融市场和相关产业的风险防范。从能源政策方面，应利用好油价下跌带来的结构调整空间，进一步推动我国能源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优化和环境改善，围绕“能源安全可依赖性，成本低经济可承受，环境友好”三个方面的目标，建立起我国能源结构的“新常态”。
其一、能源安全可依赖性应围绕“供应上多元，消费上节约，全生命周期高效”来保障。
供应上多元一方面强调能源供应体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强调供应渠道的多元化。应该在用好现有的常规油气资源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风电、光伏以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同时，应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能源工业的整体布局与能源资源的低成本开发，以页岩气领域为例，中国地质条件决定了目前开采成本相对较高，可以在目前油气资产价格低迷期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页岩气等资源的配置。
消费上节约主要指消费端对于能源的节约利用，对于节能产品的补贴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持续政策，同时，对于企业和家庭用户，也应该普及阶梯电价等调控政策。
全生命周期高效则是针对整个能源系统而言的，以我国燃煤发电为例，中国2010年火力发电终端煤耗约为361.6g。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如果国家在未来20年大力推广技术更先进的超超临界发电技术，2035年中国燃煤发电终端煤耗将有望下降至300g左右，按照我国2013年火力发电量4.2万亿千瓦时，每年相对2013年水平可节约2.15亿吨标煤，每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000亿元，同时也提高了能源安全保障裕度。
其二，成本低经济可承受应采取财税政策杠杆进行调控。
目前国外在替代能源的成本控制方面做的更好，如在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双重因素主导下，美国的风电光伏上网电价已经体现出一定的竞争力，而美国的页岩气更是做到了出色的成本控制，其页岩气开采成本仅相当于原油每桶20~25美元的水平，成本优势极为显著。我国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政府补贴政策，紧扣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两大目标进行调控。一方面，渐进削减化石能源补贴，并将补贴投入到有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技术创新领域，如推动超临界、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普及等。另一方面，以适当的财政政策保障风电、光伏行业健康发展，保障风电光伏财税支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推动风电、光伏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来实现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
其三、环境友好应重点做好能源的电力化和电力的绿色化。
一方面，应将电力应该作为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平台，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减少人口聚集地区的直接排放。另一方面，应增加绿色能源在电源结构中的比例，充分利用好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从系统的角度做好道路交通电力化与风电、光伏、水电之间的协同优化。同时应大力发展绿色煤电，按照普及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的情境下，2035年我国火力发电终端煤耗300g计算，年减排二氧化碳可达11.76亿吨，每年可以带来环境收益2540亿元。从全生命周期效率而言，燃煤发电的效率还将直接影响到所有电力终端能源消费的整体效率，以道路交通能源电力化为例：燃煤发电的效率提高了，电动汽车的环境效益才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发展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 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