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系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教授)
一、引言
纵观2016，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总体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然而人民币汇率的在过去的一年呈现跌宕起伏的趋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一直问题重重。市场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有限以及市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长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内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巨额的呆账、坏账，中国股市更呈现出虚假繁荣的局面。
为什么中国金融的发展如此艰难？金融业发展步履维艰的背后有怎样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一些学者，如陈志武试图从儒家文化和历史机遇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认为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孝文化依赖家庭互助，因而缺乏对来自非血缘的社会资金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社会天然缺乏金融业发展的土壤。笔者认为，陈志武教授的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将详细分析之。
二、中国“孝”文化的缺陷、外来文化的进入与本土金融的发展
笔者认为，中国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传统关系确实产生不了现代的金融和保险，后者只能产生在突破家庭血缘限制，强调超血缘的博爱的宗教的社会环境中。以欧洲的基督教为例，超血缘的博爱使得以教会为中心，能够聚集起数量广大的人群，广大群体带来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互助的成本，使得人们更愿意互帮互助，这才能够产生出将未来的钱提前到现在花的金融业，以及将现在的钱推后到未来花的保险业。
对中国而言，当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家族、宗族以及通过联姻产生的家族互助无法应对社会的危机时，那就需要超越血缘、地缘限制的国家发挥规模效应的力量，通过常平仓、义仓以及其他的调动举国资源解决危机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社会特别强调“忠孝”。“忠”特指的是家庭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国家力量的支持，“孝”特指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宗族和家庭互助力量的支持。考虑到家庭、家族、宗族力量的弱小，难以形成规模的力量应付危机，因此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只有很好地服务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信赖和全力的支持。事实上，最忠实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儒家就把整个社会关系分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五大部分，称之为五伦。其中，前三伦是家庭关系的“孝”的范畴，后两伦是社会关系的“忠”的范畴。随着家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走向社会关系。
只是“忠”的范围很广阔，且越往外圈扩展，越超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这样自然不可能发生共同的活动，更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密切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显然难以进行。而降低合作成本，需要倡导社会化的先进理论的拉动。在这方面，强调超越家庭血缘关系限制的外来文化，对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化程度提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战国秦汉发展起来的、依靠血缘、政府权力建立公众信用的金融市场在战争中几乎被完全摧毁，强调突破家庭血缘限制，倡导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普度众生观念的佛教因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抵御危机，因而赢得了各种族、民族的高度爱戴，乃至出现了长达5个世纪的全民族的佛教狂热。作为佛教普度众生的物质表现，寺院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
及至近代，外来的西方文化再一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来自欧美的现代金融的推广远没有寺院金融在中国推动的顺利，这是因为，与中国人对印度文化的吸收是精神文明（佛教）在前，物质文明（寺院金融）随后不同，中国人对于欧美文化的吸收则是包括组织、制度在内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组织）在前，精神文明在后，标志就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同时，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口号，建立反宗教联盟。而没有旨在促进社会合作的精神文明的有力指导，建立在高合作效率基础上的物质文明也发展不起来。具体到现如今的金融市场，则表现为严重的诚信危机，给市场的诚信和市场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
这说明，没有广泛服务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产生，就不会有超越血缘关系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是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人类文化。从这点上看，陈志武对当前的国学热有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国学热所以出现，也正缘于外来的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此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的体现。只是国人还得明白与国外的差距，还得抱着谦虚的态度认真学习。
三、金融业的未来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前途
综上，陈志武教授的不足在于对“孝”的解读有误。具体表现就是只讲了“孝”，而忘了孝后面的“忠”。而只有更好地服务社会，才能完成养家糊口乃至光宗耀祖的目标，这就是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道理，也是民间常说的忠孝两全，利人利己，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只是在将家庭和社会结合的道路上，有两种性质的“孝”。一种是因为爱自己的父母，于是便侵犯别人的父母，诸如抢劫，偷盗，诈骗等。显然，这是动物本能的、不正确的孝，必将遭到社会的报复而让家人蒙羞。当前金融市场严重的诚心危机，正是这种不正确的“孝”的反映，即只爱自己的家庭不爱别人的家庭，损人利己。还有一种是因为爱自己的父母，于是亦爱别人的父母，其表现便是好好工作，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显然，这是理性的、正确的孝，必将赢得社会的信赖而使家业昌盛。两种“孝”之间，只有经历了不正确的“孝”带来的巨大代价后，人们才能升华到正确的“孝”。正如《易经》所说，“法久则弊，变则通，通则久。”
尽管重视家庭血缘关系、主张有差别的爱的中国文化，明显有别于强调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普遍的博爱、张众生平等的西方文化，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主张超越一己利益的限制，关注社会的利益。只是相较于超血缘的外来文化，主张有差别的爱的“忠孝”文化确实存在着狭隘的缺陷，但一旦环境的压迫使它明白了自身的不足，它又会积极地向强调超血缘的外来文化学习，并热情地投入服务社会大众的事业中去，从而赢得大众的支持。当然，随着外部压力的逐步解除，国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动力不断下降，而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不断提高，这成为了当今‘国学热’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从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讲，陈志武教授对国学热的非议自有其道理，但国学热的形成也有其自然规律，当一个社会取得重大的进步和成功之后，民众不可避免地会新城高度的文化自信。为了防止自信变成自满，应当予以适当的降温，我认为陈志武的非议国学热就是站在这一渴望祖国快速发展的立场上立言的。但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国学热”有其自身的合理背景，像钱穆说的用温情的态度对待先人及其创造的历史，那种一味地非议国学热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综上，建立在有差别的爱基础上的中华忠孝文化，相较于主张无差别爱的西方宗教文化，在开放性、平等性方面确实有待提高，而这也正是其为什么有动力向强调无差别的爱的西方宗教文化学习，以弥补自身不足，提升竞争能力的原因，由此形成强大的学习能力。鉴往而知来，透过历史的经验，我们也能预见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即在一两百年学习欧美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以我为主，同时包容其它文化的中华新文化。正是依靠这一新文化，中华民族才能在未来的时代里既依靠“孝”的理论范畴凝聚内部本国人民；又依靠服务全人类的“忠”的理论范畴凝聚外部世界人民，从而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