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副教授）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实践被称为供给革命。在中国热议供给侧改革的当下，让我们对美国当年的供给革命进行一些回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夯实了自1894年获得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美国经济也开始成为现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原动力，新理论在对应着新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后，又大多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经济决策而在美国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从理论出现到发挥作用的平均滞后期是10~15年，现实和理论自此互相促进、相互融合。
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以里根为主的行政任期内，美国最顶层的经济智囊核心四人团(1993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变为五人，新增设一个国际经济委员会)中，供给学派包揽了财政部长[多纳德·里根(Donald T. Regan)、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 III)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F. Brady)]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大卫·斯多克曼(David A. Stockman)、詹姆斯·米勒(James C. Miller III)和约瑟夫·怀特(Joseph R. Wright, Jr. ]两个职位。
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 四人中最重要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主张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折中的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L. Weidenbaum)、供给学派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及坚定的货币主义者伯瑞·普林克尔(Beryl W. Sprinkel)先后担任;著名的货币主义先锋保罗·沃克尔(Paul A. Volcker)则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
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美国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而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通缩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以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率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用的。
自1973年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货币发行开始失去黄金平价，纸币具有的天然多发倾向和70年代石油危机共同导致的成本推动加需求拉动型通胀，使负利率频频出现，企业由此脱媒，倒逼出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此时提出明确的货币增长目标无疑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预期。
光有通胀被控制显然还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怎么保障?理论上，拉弗(Art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
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了供给经济学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通信、能源(天然气、电力)、金融(银行和财产和责任保险)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
减税和货币稳定的共同效果，则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可喜变化，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但到底是怎样的作用机理，使得两者共同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这需要把美国经济放在更广阔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进行说明。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而简单进行跨时经常项目逆差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财政赤字的扩大推高了利率，进而抬高了汇率所造成的。
在以伊利诺伊州的卡特彼勒公司和商业圆桌会议为代表的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持续游说下，美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政策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也就是说，美国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放任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并使其主要发生在贸易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同期的美国企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却得到了保证，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性服务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
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了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比较来看，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呼吁政府由需求力量变为供给结构调整推手相比，美国的供给改革似乎更偏重于市场化的准入改写。其实，政府从来不曾在供给方面有过缺失，因为投资是个极其特殊的变量，先期形成的需求，过后就成为供给，有效的供给能与需求相匹配甚至引致需求，而无效的供给就构成所谓的产能过剩。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就好比一只插入投入产出表的上下翻飞的手，替各类经济主体打着如意的算盘。
另外，美国供给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是与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被倒逼分不开的，否则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出现有利变化。类比来看，中国目前的某些产业不景气和国际竞争力缺损应该不难接受，问题是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与之难以协调。
还有，美国的国家创新机制，似乎和当前由政府来鼓励创新的呼声不谋而合，但该机制在鼓励的过程中依然秉承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思路——通过改善市场的运作环境(比如1980年制定了技术创新法和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来保护知识产权)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而直接拨付资金或制定某产业方向仅是其中的部分且次要的内容。
这里仅以中国跨出国门的旅游者对外释放的奢侈品购买力为例，规模上万亿元的巨大市场无疑给供给提供了可能的成长空间，可是，同时我们看到，PRADA因为在中国设厂而致使今年的年报非常难看，因为这样的品牌树立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的，而完全为了满足需求的功利性供给，会彻底损伤品牌的公信力，从而动摇企业生存的基础。奢侈品虽然奢侈，但其利润依然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维持品牌的运转和持续的市场研发及创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市场近在眼前，却无法催生出有效供给，从中折射出的正是创新的积累规律。
最后，稳定的货币环境和通胀预期是一切改革成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以上就是在回顾美国供给革命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角度和思考，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正如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得曼所评价的:“供给经济学其实就是最最基本的经济分析，它只是假定经济主体会沿着高回报的路径前进而已”。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12月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