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党的二十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系统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六个更好统筹”。这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论，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秉持统筹兼顾的重要经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引领力量。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首要前提
要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病毒自然演化规律的大势所趋。但同时也需妥善应对取消管控措施、加快复工复产、开放入境带来的病例数快速达峰和经受全球变异毒株冲击的双重挑战。对此，一方面要以疫苗推广和药物研发提高整体防疫水平，增强应对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健康基础；另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增加医疗信息化深度，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向入手优化资源配置，尽量避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抑制。
要“以人为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只有保护好、涵养好人力资源才能在短期内按下经济发展的复苏键。当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20.8%。在高龄少子化的家庭结构变化中，老年重症必然加重家庭负担并对劳动力复工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疫情防控优化的过程中做好以重点群体为中心的人民群众健康保护工作是实现平稳转换的基础。过去三年，积极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减轻了劳动人口的健康负担。进一步地，对于疫情防控需要通过提高健康教育、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继续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来完成保障全体居民卫生安全的重任，并着重加强针对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做好重症预防和治疗工作。
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核心在于发展实体经济。据相关机构测算，2020年中国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已达93，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传统工业化，经济发展较同阶段发达经济体具备更强大的规模优势。2012—2021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31%，占全球比重从22.5%提升至近30%，十年来均保持世界第一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的制造业生产体系。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规模优势，以“制造大国”推动建设“制造强国”，打造“以量促质，以质保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
要推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产业政策。目前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传统实体经济赋能升级的产业格局。对于数字经济产业而言，一方面，应保持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5G通信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应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数字技术产品制造和基础数字技术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转型。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一方面，夯实制造业发展根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推动形成战略性基础产业带动战略性应用产业、战略性应用产业反哺战略性基础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对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要在有序淘汰低端高耗能产业的同时，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推动其从单一生产职能向生产和服务并重的运营模式转变。
要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美国信息产业年均30%的高速增长，是在前仆后继的技术型创新人才助力下实现的。因此，要完善相关产业的人才保障体系，优化海外人才引进机制，建设高精尖产业高层次人才协同创新中心，积极搭建高端人才供给绿色通道，加速提升工业企业、特别是高端技术型企业的人才储备，形成人才与资本有效互补的配置格局。
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手段
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首先要抓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是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强，较低质量的供给难以满足内需市场多层次、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导致了国内供给与消费结构的匹配失衡。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鼓励现代工业，特别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医药等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创造高质量供给，实现供给对需求的引领作用。
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也要激发内需市场的自身活力。发达国家崛起的经验研究表明，更大的国内市场可助力本土企业通过规模优势更好地完成自主创新。大国经济的特征与优势在于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具备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巨大成长空间，但若干梗阻导致市场规模优势未能完全释放。为构建稳定的消费环境，尤其在疫情冲击后，确保国内消费者“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根本保障；要创新消费业态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鼓励“互联网+服务”开拓新领域，提高文旅、医疗、教育、养老、家政等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促进共享经济和新个体经济发展，积极培育绿色低碳消费市场，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选择空间。
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是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有力举措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振发展信心尤为重要。从财政收支上来看。2022年财政支出主要发力在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农林水、交通运输、债务付息等方面，为应对化解超预期冲击，积累潜在增长点提供有效保障。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达到预算的96.9%，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较上年增长9.1%，在疫情冲击下仍保持了财政韧性，这为2023年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支持“十四五”规划中重点项目，提供了有力基础。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妥善应对外部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回升。货币政策在结构上指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是保障就业、促进消费、改善经济循环的有力之举。人民银行按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的2%提供激励资金，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设立了2000亿元以上额度的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举措，以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完备的政策工具助力经济发展。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要“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近年来科技成果显著，但仍面临着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挑战。政府突出组织作用，企业突出主体地位，人才突出质量与能力，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以科技上的进展保障发展上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首先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问题为导向，发掘并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在生产环节，需筑牢制造大国地位，推动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在分配环节，需优化经济布局结构，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流通环节，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效现代化流通体系。在消费环节，需立足人民的丰富需要，深挖内需市场潜力。要以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以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必须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当前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比较优势已经从低成本要素转变为规模化经济。要凭借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完备的产业配套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在我国经济领域集聚，构建一批“以我主导”并“为我所用”的价值链、创新链与产业链。通过市场规模优势，而非劳动力低成本或自然禀赋丰富，虹吸全球先进技术、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把握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贴近用户需求的考量，向最终消费地转移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环节等活动的宝贵机遇，促进研发中心在国内建成，通过与本土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带来更为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集聚效应”“竞争效应”促进创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从长远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但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在经济发展中我国的机遇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一是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要通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反哺生产领域、深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高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二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带来新机遇，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通过前沿技术前瞻指引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带来新机遇，要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国资国企、财税金融、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社会民生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和制度优势；四是加快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要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高度重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经济，因地制宜培养新型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五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新机遇，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和标准对接，努力提升我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能力和话语权，提供与我国能力相适应的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原载“人民论坛”
张辉
永利集团3044am官方入口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专家。政治经济学专业，独立著作六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与《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和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等纵向课题十多项。获教育部第六和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合著)和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等诸多奖项。所授课程“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经济学专业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供稿：经济学系
美编：初夏
责编：度量、雨禾、雨田
